在手足口病的舆论风暴中，面对《法制日报》的记者，安徽省阜阳市的两位官员同时提出了“妖魔化阜阳”的看法。阜阳市委宣传部负责同志说，这几年无论是阜阳的什么事，再小的事，总能被搞出大影响来，妖魔化阜阳成了某种“时髦”。
 
   阜阳市委负责人说：“我们欢迎多元的声音，虚心接受正确的监督，对于这些我们不会悲观，但还请不要抹黑，不要妖魔化阜阳。”

　　对于来自社会各界的强烈质疑和指责，阜阳官员竟然会不约而同地以这种说辞进行回应，实在是让人大跌眼镜。如果说“妖魔化中国”还有西方某些反华人士能够从中获益，那么“妖魔化阜阳”有谁能够从中获益？是记者个人还是媒体自身？是阜阳城内的百姓还是阜阳城外的公众？浅显的道理是，大家赶“时髦”炒股或许还有挣钱的可能，但是赶“时髦”妖魔化阜阳似乎无利可图：没有人能够从中得到好处，没有谁有足够的动力去费劲扒拉地“妖魔化阜阳”。

　　因此，“妖魔化阜阳”的说法缺乏基本的经验逻辑，它的推理过程根本站不住脚。“这几年无论是阜阳的什么事，再小的事，总能被搞出大影响来。”这类说辞的最大缺陷在于，近几年阜阳几乎就没有什么小事，全是“大手笔”：从12人死亡的“大头娃娃”事件到物价局长为教育乱收费而辞职事件，从原市长肖作新夫妇腐败案到两任市委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先后倒台，每一件事情想不轰动全国都难上加难，有媒体在前年的时候就总结过：“阜阳市干部中已经有两名省、部级、8名市委常委、11名厅级领导干部，因腐败而落马。”

　　即使说这些都已经是过去，媒体和公众不应该再行纠缠，大家应该有“向前看”的眼光，但问题是，阜阳市的相关部门在这次手足口病中的表现，有很多地方也无法不让人强烈关注。从3月28日第一例手足口病患儿死亡到官方正式公布疫情，一共经历了28天。对于一种已经被发现近40年的病毒，确认为何需要4周时间？而在此期间，阜阳城内谣言与恐慌通过网络与手机短信迅速弥漫。有人说这是猪的口蹄疫传到人身上了，有人说是“人禽流感”，还有的直接说“小儿非典”来了。面对这些，当地政府却以“怕引起恐慌”的名义，用“确有几名婴幼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继夭折，且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等进行“辟谣”，而同时出现在医院和幼儿园门口的宣传单内容却是“怎样预防手足口病”。

　　正如媒体的同仁们在采访中得到的消息：阜阳市一位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称，政府一直是“内紧外松”，医疗系统内部下达了指令性文件，采取了措施，但对外没有公布；不仅如此，“上级有安排，这件事情，不准乱说，谁说出去，谁丢饭碗”。更曾有患儿家长被要求保密。或许这些说法存有夸张之处，但实实在在的疫情发展却是在4月27日新华社发布通稿之时，“已有78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19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目前仍在医院住院治疗和留院观察204例”。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疾控中心病毒所的专家表示：“去年山东临沂也爆发过手足口病，最后累计近4万个病例，死亡15人。”两个地方的患病数字和死亡数字，实在是不成比例,来自医药新闻网。

　　更多的具体细节已经不需要再行赘述，一个城市的“黑”不是“抹”出来的，而是自己“长”出来的；一个城市的形象不是“妖魔”出来的，而是自己累积成形的。经历过SARS这种重大公共危机之后的中国，本不应该再出现的这样的情况，但是却在奥运之前再一次上演。或许疫情的确定需要较长的时间，但蹊跷的病例却应该有迅速的反应；或许现有条件不能战胜急剧扩散的疫情，但却应该能够消灭四处弥漫的谣言。以谎言辟谣言的荒谬，政府说辞与实际行为的分裂，让人无法对本该及时披露信息的权力部门投以信任。即使有“妖魔化”的流布，那也是权力部门的不作为和行动迟缓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从更宽广的视角来看，被称为“新闻富矿”的阜阳几乎成了转型社会下的一个病案标本。因为，在我们社会的舆论模式中，赞歌式的论调总是处于最光鲜的位置，这养成了权力部门完成本职工作期待被褒奖、出了事情期待被理解的非正常心态。如果媒体的声音与权力部门不相一致，就会被扣上“不服从大局”的政治高帽，这使得地方政府得以有效地把控舆论。自5月1日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或许能逐渐改变这种模式。因为政府不能再将应该公开的信息继续神秘化，不能将涉及公共利益的信息继续私有化，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条例的实施需要时间在实践中磨练。在党和国家强力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政治理念下，在建设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类似手足口病这样的公共危机不能再有了，不能再给那些“有偏见的人”以“妖魔化”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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