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的普爱医院于2006年开始在全国率先实行药品直供，通过竞标由大型药品批发企业直接从生产厂家进货，医生不再拿药品回扣。当地政府财政投入100万元用来补贴医生收入，此举为患者减少了药费支出达七千多万。 但也有论者指出，医生不拿回扣应该由医德来约束，政府不应该高薪养廉医，为医生承担药品回扣“损失”。(3月28日《法制周报》)

　　医生该不该拿回扣？在许多人看来是一个根本无需讨论的问题。按一般的看法，悬壶济世、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生怎么能为了一己之私而置患者的利益于不顾？医生拿回扣、收红包绝对是医德败坏的体现。应该说，这类说法不能算错，但如果以为只靠发扬医德就可以杜绝回扣现象，那显然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因为，通常情况下，决定人们行为的是利益而不是道德，医生拿回扣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说到底是利益使然，说明医疗领域的激励机制和制度安排出了问题。

　　面对医生拿回扣问题，理性思考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在回答医生该不该拿回扣之前，首先应该考虑医生为什么要拿回扣。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医护人员的技术和知识服务价格并不高。我国的医疗技术服务是受到价格管制的，医院的诊疗费用被价格主管部门压得很低，以至于专家发出我国医院医护人员技术收费标准为全世界最低之叹。这一点相信凡是有过看病住院经历的人多少都有所体验，挂号费、手术费等费用并不高，大头是医药费和材料费。当医生护士们的专业知识无法获得合理回报的时候，其价值就只能用药品回扣、红包等灰色收入的形式来实现了。政府投入少，价格管制多，药品价格体系有漏洞。回扣、红包之所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主要根源在此。

　　再有，回扣也不是全部落入医生的腰包。有研究表明，在那些获利最高的所谓新药的销售中，医生所拿的回扣只占很少一部分，利润的大部分被各类主管部门、制药企业、医院管理人员等群体获得。他们才是当下“以药养医”体制的最大的收益者——假如改变这个体制，这些部门和人员将是利益受损者。当然，所有这些不合理的费用最终都会落到患者头上，而“黑锅”却全被医生背了。

　　所以说，要让药费降下来，杜绝医生拿回扣，关键在于用合理的制度安排理顺当前的医药体制。对于尚未完全出炉的医改方案来说，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将“以药养医”改为“以医养医”，用医药分家来降低药品价格，通过提高医疗服务价格来增加医生收入，应该是下一步制度设计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普爱医院药品直供，政府补贴医生收入的做法值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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