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费用， 比擦一双皮鞋还便宜”

　　卫生部卫生经济研究所医院改革与管理研究室主任李卫平研究员目前正在做有关医护人员收入的调研。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这些年医护人员收入有了较快增长，但这种增长一方面是在医护人员收入过低基础上的增长，是试图纠正“脑体倒挂”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医疗服务量迅速增长的结果。

　　资料显示，中国城市医院的门诊人次在2000年至2006年间，从4.31亿人次增长到6亿人次，增长了近40%；城市医院的住院人数从1398万人增长为2320万人，增长了65.95%。李卫平说：“随着医院医疗服务量的大幅度增加，医护人员工作量严重超负荷。”

　　即便医护人员收入有了增长，但在李卫平看来，目前医疗服务价格体系仍不合理，收入不能直接体现医护人员的劳务价值。她说：“北京地区医院的普通挂号费为0.5元，主治医师挂号费1元，诊疗费为2.5元，造成医生接诊一个病人的费用，比擦一双皮鞋还便宜。”

　　据统计，2006年中国内地医护人员支出仅占医院支出的26.86%。相比之下，香港公立医院人员支出却占医疗机构总支出的80%。

　　李卫平说：“(中国内地)医院的这种收支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医生收入分配只能间接或直接地以其服务后产生的药品和检查收入为依据。”

　　她认为，“医疗行业具有高教育投入、高专业技术、高劳动强度和高执业风险等特点，医生应当有较高的收入。”

　　“以后越来越没人愿当儿科大夫了”

　　目前，中国医护人员的收入一般包含基本工资、津补贴和奖金三部分。根据2006年全国卫生财务年报资料统计，2006年中国医疗机构的人员收入构成中，基本工资占45.59%，奖金34.18%，津补贴24.22%。

　　在这个基础上，如再将基本工资的30%～50%作为奖金发放，则实际上奖金在人员收入中所占比例最高。

　　改革开放以来，医院收入分配制度发生了数次大的改变。李卫平告诉记者，从演变过程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放宽奖金限额的过程。在一定的总额控制下，试图给医护人员必要的激励。在实际操作中，一般大多数医院采取院科两级核算的奖金分配制度，让医护人员的收入水平主要与所在科室的“效益”相联系。

　　这样的初衷是想利用团队激励的办法提高工作效率，节约医疗成本，但由于客观上各科室医疗手段的不同，造成收入水平相差甚远。在一些用药少、缺少手术的科室，主任医师的收入甚至还赶不上其他效益好的科室的护士。

　　一位曾在北京某医院儿科工作过的主治医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由于儿童用药量少，只有成人的1/6到1/3，导致儿科的奖金远远低于其他科室，但儿科医护人员的工作量却丝毫不比其他科室少。再加上工作压力大，这位毕业于第一军医大学的医生不久就辞职，做上了医药代表，为医药公司推销药品和医疗器械。

　　目前，医院效益较好的科室一般是骨科、脑外科、创伤、心内科，这些科室可以大量地用到进口的各种医疗材料，而且手术多，因此收入高。

　　“现在决定医生收入差距的不是医术水平，而是你所在的科室。”另一位仍在儿科工作的医生跟记者说，“以后越来越没人愿当儿科大夫了。”

　　“医院靠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医院是具有一定福利性质的公益性事业单位。当时，在国家“包工资”的情况下，医疗收费不含人力成本，因而长期执行低于成本的医疗服务价格。

　　“但近些年来，国家财政补助不到医院总收入的10%，只能承担离退休费，其他的费用都需要医院自己去挣。”李卫平说，“在这种情况下，仍然执行不含人力成本的医疗服务价格，医院就只能依靠业务收入，尤其是其中的药品和检查收入来弥补支出。”

　　2006年政府下拨的财政补助所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仅为6%，医院超过90%的收入不得不从“市场”取得。

　　与此同时，药品和检查收入不断增加。2006年中国内地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占到总收入的71.42%——相比之下，香港公立医院药品和检查收入仅为7%。

　　“这就容易对医生行为造成误导，使医生认为奖金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都是来源于药品收入，在一定程度上为医生私自收受药品回扣提供了道德上的借口。”李卫平说。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一位医生对记者说：“承担大致相同的医疗工作，不同的医生收入差距可能超过5倍，关键就看你怎么做。”

　　部分医生为了弥补收入不足，开始在体制外寻求收入，出现了医生兼职行医的执业行为。“你经常可以在周末的航班上看见很多医生。他们都是利用休息时间，到其他城市的医院做手术或会诊的。”李卫平说。当然，并不是什么医生都能兼职行医的，必须要有一定声望。

　　40万人放弃行医

　　一方面，很多患者把“看病难、看病贵”归咎于医护人员的高收入，对医生为提高收入开高价药、拿回扣和收红包深恶痛绝；但另一方面，医护人员却埋怨工作强度和压力大，收入低、与劳动付出和技术含量不成比例。

　　在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蔡忠军看来，医护这个行业的特点是“风险很高、收入很低、付出很多、理解很少”。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由于压力大、收入低，很多已经获得硕士、博士学位的医学毕业生都放弃了从医，“一个医学院士的博士生，毕业后，却去卖保险，很遗憾”。

　　“现在，很多医院后备力量严重不足。”中国医师协会信息部副主任张帆告诉记者，日前她刚受卫生部委托，去各地医院调查，发现“北京一家三甲医院，2300多张病床，却只有47名住院医师，大量一线的工作需要主治医师，甚至副主任医师去做”，而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医护人员“缺口更为严重”。

　　张帆自己就是医生改行的一个典型案例。她1988年毕业于广州医科大学，开始当儿科医生，她的丈夫也是医生。“一个家庭里有两位医生，孩子就荒废了，根本没有教育孩子的时间。”张帆说。

　　1996年，张帆从医院出来，进了外企，怀里还揣着军官证，第一次拿到5000块钱的工资，张帆说，当医生的时候从没见过这么多钱。“我还有一个朋友，带着崇高的理想选择了当医生，医学硕博连读后却去卖保险。”提起自己这个朋友的经历，张帆难掩心中的惋惜。

　　据卫生部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主办的中国卫生人才网报道，最近6年中国共有100多万人通过临床执业医师资格考试，但有40万人没有注册。也就是说，这40万人都没有选择从事医疗行业。

　　“在医护行业，收入高和收入低的现象都是事实。”蔡忠军说，“但收入高的毕竟是少数，而普遍的低收入、高压力，已经严重影响到医护队伍的稳定。你去问一问，有哪个医生还愿意自己的子女去做医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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